移民资讯全球格局下的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与移民的命运

被推向内陆的神庙

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洛阳大伯公宫的设计，和我所知的其他庙宇都不同。通往大伯公宫的路两旁插着鲜黄色的旗帜，其屋顶采用混合的建筑形式，同一结构内既有中式庙宇的屋顶，也有印度教寺庙的屋顶。

在寺庙建筑内，道教、佛教、印度教的神龛和一个穆斯林圣人的圣墓（keramat）相邻而设。信徒会围绕神殿走上一圈，每个人都以自己习惯的手势参拜：印度教徒双手合十祈祷，华人手里拿着香向神坛弯腰鞠躬。有些界限被跨越了，有些还保留着。印度教神坛和圣墓紧邻，圣墓边上贴了一个小小的标志，要求当天吃过猪肉的人不要靠近。大伯公宫每个月都会吸引成千上万人前来，二十四小时都是开放的。这类宗教上的混合足以让人感到惊讶，但似乎又十分自然，尤其是在每天凌晨。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在凌晨3点来到这里，看到源源不断的人群在这个热带夜晚逐渐消退的炎热中驻足在灯火通明的寺庙前。

两片海洋和许多离散社群在洛阳大伯公宫相遇了。许多神灵住在这里：横渡了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在帝国边缘找到安身之处的神明。

新加坡的洛阳大伯公宫。该建筑融合了印度教寺庙乔鸿国寺庙的建筑风格（苏尼尔·阿姆瑞斯摄）

这座庙宇相对较新，但它体现了更古老的人和神灵的移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群一起捕鱼的渔民偶然发现一些佛教、印度教和道教的神像，零星散落在洛阳工业区（Loyang Industrial Area）尽头与世隔绝的海滩上”，这些人“用砖头和锌板”盖了一栋小屋用于安置这些神像。不久之后，当地人在旁边建了一座穆斯林圣墓，因为他们“受到指示”，说要这么做。这座庙宇有一批追随者，刚开始就是当地工业区的工人。在一个崇尚理性、效率的城邦，神力依然有其魅力。

由于新加坡的海岸随着填海造地而移动，海边的神庙被推到了内陆。最初的建筑群在1996年的一场大火中烧毁。这时庙宇已经有很多信徒，捐款蜂拥而至，所以建了一座新的寺庙；2003年，它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在大海被“遗忘”很久之后，随着新加坡的集装箱港口被推向离岸，海洋在物质和文化上都在消退，海洋的痕迹依然让人们意识到那些塑造了他们命运的潜在力量。

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1992年的诺贝尔奖演说，唤醒了其故乡圣卢西亚印度契约移民历史的鲜活痕迹。沃尔科特邀请他的听众“想象整个亚洲缩小成这些碎片：清真寺尖塔的白色小感叹，或是甘蔗田中庙宇的石球”。面对这些像孤岛一样被困在甘蔗海洋中的“碎片”，“人们可以理解那些认为这类仪式是滑稽的，甚至堕落的人的自嘲和难堪”。沃尔科特不同意这种结论。他在甘蔗田里看到的，不只是一件历史文物，而是一种活生生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帝国时代传播到全球，因此而获得了新生。沃尔科特说道：

我通过甘蔗田、契据、消亡军队的召唤、庙宇、嘶吼的大象等历史可见的重复误解了该事件，而我周围的情况刚好相反：对男孩们的尖叫、甜点摊位和越来越多的装扮人物的出现的欢欣和喜悦；这是一种信念的喜悦，而非失去的喜悦。

本文出处：《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印度]苏尼尔·阿姆瑞斯，尧嘉宁译，朱明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

不断消逝的传统记忆

孟加拉湾沿岸随处可见这种“信念的喜悦”，它是过去的横渡者留下的鲜活遗产。在沿海和内陆的许多地方，如新加坡的洛阳大伯公宫，“亚洲的碎片”都变得鲜活起来。每一处都可让你窥见印度洋海岸的整个弧线，这些弧线上都分布着圣地，再由数以百万计的旅程连接在一起。“信念的喜悦”为新加坡、吉隆坡和槟榔屿每年举办的大宝森节游行带来生机：自横渡孟加拉湾的印度移民达到第一次高峰期以来，壮观仪式中的苦难表演一点都没有弱化。今天的新加坡政府就像150年前的殖民地政府一样，对游行中使用的音乐、击鼓、途经的城市路径加以规定，但是仪式年复一年，仍在进行。每年都有一些虔诚的华人信徒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这个仪式——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仪式一直是他们的家人与印度移民共享的城市街道上一个熟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