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资讯香港新移民故事：没有身份证的“隐形”生活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罗琦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住上公屋，儿子能够自立。”秦丽(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乔鸿顾问称。

作为香港地区几百万新移民人口中的一员，护照移民，秦丽与儿子一起来香港已有7年。但由于初到香港对移民政策并不熟悉，她尚未拿到香港地区身份证，也不能从事任何工作，家中所有开销仅靠开小巴的丈夫一人承担。

秦丽丈夫的收入，比很多申请领用综合援助的当地市民还低，仅9000港元(约合7128元人民币)。但这9000港元，除了要负责交房租，还有水费、电费、煤气等各种费用，每个月底都让秦丽感到不堪重负。

秦丽只是香港地区近百万新移民中的一员，像她这样的故事，每天在香港不同的地区上演。

无法“开源”只能“节流”

2007年秦丽刚到香港时，她丈夫家徒四壁，租住在一间只有30平方米的套房内。为了迎接秦丽母子，他还特意占用了整套房子里最大的9平方米的房间。他仅有的家具就是一张折叠床。

秦丽母子刚到家时，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只有一张折叠床，你说让我们怎么睡啊？”秦丽说。

随后丈夫才决定买一张双层床，一家三口才正式开始在这9平方米的小天地里生活。由于对香港地区移民政策不了解，秦丽一开始并没有马上申请单程证(是公安部门发给有条件的申请人赴我国港澳地区定居的证件类型)。而是用探亲签注两地往返，每天只是照顾工作的丈夫和上学的儿子。

但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她深感家庭负担的沉重。由于探亲签注不能在香港地区工作，无法“开源”只能“节流”。她节衣缩食为家庭精打细算。

“9000港元，每个月仅电费就要1000港元，房租2500港元，还有我们三个人的各种生活费，每个月到了月底就觉得很拮据。”秦丽说。

秦丽无法再忍受不能工作的日子了。2011年，她申请了单程证。但这一证件的等待需要四五年。香港特区政府规定，没有拿到香港身份证的新移民几乎无法享受任何福利。在这段空档期内，她只能一直作为家里的“隐形人”存在。

香港中文大学前财务系教授王泽基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称，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香港居民的内地配偶及随行子女可透过单程证计划申请到香港定居。该计划由内地管理，每日配额为150个。2003年至2013年年中期间，通过单程证计划来港定居的内地居民达到48万人。

“这些持有单程证来香港的内地居民大多是女性，文化水平可能只有初中。香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给她们做了。她们大多只能靠社会福利生存。”王泽基说。

香港特区政府扶贫委员会在2013年9月公布了香港家庭的“贫穷线”——三口之家每月收入11500港元以下。香港地区有19.6%的人口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

香港，这座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的城市，近年来基尼系数持续攀升。

2012年，香港基尼系数已达0.537，步步逼近联合国规定的0.6的危险线。这一现象也在导致香港社会矛盾逐步加剧。

根据香港树仁大学经济与民生研究计划今年的一项调查，有76%的香港成年市民认为现在生活“颇痛苦”及“非常痛苦”，较去年同类调查的结果上升了5个百分点。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认为住房问题是导致生活痛苦的最重要原因。

公开数据显示，从1971年开始，香港地区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1971年初，基尼系数为0.43；1986年至1996年，这一数值开始出现跳跃性增长，由0.453升至0.518，随后增速放缓，直至2012年达到0.537的历史高位。

香港特区政府一份报告显示，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短期现象。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上世纪80年代前，大量移民从内地涌入香港，导致总人口大幅增长。这些新移民最终成为促使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生力军。但他们大多数教育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往往只能从事低薪工作，在这方面难免令香港的低收入家庭数目增加。

另一方面，1978年中国内地开始改革开放，香港地区经济也面临巨大转型。香港地区的生产成本持续上升，部分厂商把生产基地迁往珠江三角洲一带。香港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型，投资移民，制造业及其他相关生产行业的职位明显减少。

随着香港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劳动人口素质持续改善，这也令较高职业阶层的收入开始遥遥领先。

但造成香港地区贫者越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香港特区立法会的人口政策报告显示：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由2001年年中的17%跌至2013年年中的12%；同期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则由12%升至15%。

根据测算，在2013年至2041年，香港65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预计会在2041年年中增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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